从道不从君:孔子第九代孙为何反秦

Posted By on August 26, 2018

近代以来,儒家在国人眼中的形象完全被破坏了,可以说非常糟糕。最常见的指责,就是说儒家依附于权力,献媚于权力。经常拿来举例说明的,就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的后代,衍圣公们在历代统治者面前的各种奴颜媚骨。

那么,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?有一定道理。是不是事实呢?有些确实也是事实。有时这些衍圣公,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,甚至还表现得吃相非常难看,经常主动献媚。比如当年李自成刚刚攻入山东,离曲阜还远着呢,孔府就出朱示,令人供奉大顺国永昌皇帝龙位,并献马献银,跪纳印信。

谁知这回跪得快了点,没几天,清军又打来了,我们的衍圣公倒真是一位知错就改的好儿郎,片刻也不耽误,立即上《初进表文》,向清廷表忠心,称颂清帝“山河与日月交辉,国祚同乾坤并永”。接着,为响应清政府发布的剃发令,衍圣公隆重举行了剃发仪式,“恭设香案,宣读圣谕”,令族人剃发。

到了近代,由于城头变幻大王旗实在太快,太频繁,孔府就更是表现得非常不堪:袁世凯准备登基,孔家连发两封“劝进电”;张勋复辟,孔府 “敬贺大喜”;后来日本人来了,孔府代理“奉祀官”孔令煜不仅宴请日寇 “部队长”、“副官”等一干头目,甚至还代表孔府发表广播演说,要“复兴各方文化,完成大东亚圣战”。 (《孔府档案》)

说实话,我一边查阅这些资料和档案,看着这些令人震惊的信息,一边感到莫名的脸红——虽然那些令人不齿的行为不是我干的。也许是因为孔子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,而儒家又是高标道德,最讲道义和气节。

在巨大的名利面前,这些衍圣公们节操都掉了一地,往往还不如普通人。对于尊奉儒家,尊奉孔子的国人来说,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。

但是,我想说的是,这些衍圣公们不堪的表现,不足以代表儒家,至少不能代表所有的儒家,甚至就连孔门,也不能代表。孔子的后裔中,也有硬骨头,也有坚持道义和正义的书生,非常有气节。

比如孔子的第九代孙,孔鲋!

西汉景帝三年,皇帝刘启将儿子刘馀从淮南迁到了曲阜,封为鲁王,史称鲁恭王。鲁王好治宫室,他在扩建宫室拆除原孔子故宅时,从墙壁里发现了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等几十部先秦书籍。

这些经典与当时流传下来的版本有所不同。流传下来的版本多数是后世读书人靠记忆默写出来的,而这墙壁里藏的,是以籀书写就,所以叫“古文”,这些经书被称之为“孔壁古文”。

在这些经书中,最有价值和影响最大的,要数《古文尚书》,它比汉代已经在使用的《今文尚书》要多16篇。而孔壁里藏的《诗经》成为后世传下来的《诗经》四大版本之一,文献价值也非常高。后人对这几十部孔壁藏书进行了专门整理和研究,从此就出现了古文经学派,这对后世中国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。

人们为了纪念孔壁藏书,在孔庙里的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。明弘治十三年重修孔庙时,又建起了诗礼堂,后来又在诗礼堂之后增建了鲁壁,作为纪念孔壁藏书的象征性遗址。可惜这些遗址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们毁得差不多了。

孔壁藏书是谁藏的呢?
就是这一期的主人公,孔子的第九代孙孔鲋。

那孔鲋为啥要把那么多的先秦书籍藏在墙壁里呢?

这就得回到公元前212年,刚刚统一中国不久的秦始皇,可谓志得意满,他决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来巩固江山。让他没想到的是,他的这些政策,竟然遭到了以公子扶苏的老师淳于越为首的一大批儒生的竭力反对。

那时候的儒生都非常有气节,讲起道理来又得理不饶人。再加上很多儒生都是刚刚从六国招来的,以前如果哪位君王不听他们的,他们也许骂君王几句,然后跑到另外一国,继续推行儒家的主张。可他们还没意识到,现在已经大一统了,如果你得罪了嬴政,既换不了boss,也跑不了。总之,他们批评起朝政来,依然是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据理力争。

我们都知道,真话难免有些刺耳,这让嬴政实在是受不了,觉得这些儒生完全就是在妄议中央,惑乱民心。如果大家都听你们的,那谁还听我的话呢?于是嬴政把这些儒生,一共400多人全部活埋了。

这里要说明一下,这400多人里,有一些不是儒生,他们是为嬴政研究长升不老药的术士。其实,从这些术士开始研究之日起,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除了那个带着童男童女漂洋过海的徐福。

有人为秦始皇辩解,说他主要是坑术士,儒生只是顺带而已。但我们从秦始皇当时的举措来看,收拾知识分子是他一系列既定国策的逻辑必然。无论是从丞相李斯的奏折,还是从公子扶苏的谏言来看,处理术士只是嬴政一时被激怒而已,而处理儒生,却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决策。

比如,扶苏曾劝谏他的父皇:“天下初定,远方黔首未集,诸生皆诵法孔子,jin上皆重法绳之,臣恐天下不安,唯上察之。”而李斯的奏折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整套整肃儒生,钳制言论,控制思想的举措。

扶苏与李斯的话,从正反两面证实了,嬴政主要针对的、一心想收拾的,确实是儒生。

但只是坑儒,嬴政觉得还远远不够,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这些儒生之所以要和自己唱对台戏,就是因为他们明白很多道理。他们为啥明白很多道理呢?是因为他们读儒家的那些书。如果不毁掉这些书,一旦天下人都读了,就会像这些儒生一样非议朝廷,会毁了我赢氏抢秋万代的江山。

所以,嬴政为了统一思想,实现愚民政策,除了坑儒以外,还禁私学、焚古籍,除了秦国史记外,其余诸国史记一概烧毁;除医药、占卜、农作书不禁,其余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,即使国家博士馆所藏的《诗》《书》等书籍也未能幸免(两千多年后的某个特殊时期,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况,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哲学等人文学科被停止和取消,只准学理工科类专业)。

嬴政还下令,三十天内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,罚筑长城四年;聚谈《诗》《书》的人斩首,是古非今的人灭族。

一时间,朝野上下,噤若寒蝉;举国之内,血雨腥风。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大浩劫,先秦文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。

孔鲋就是在这样残酷的、萧杀的氛围里,将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等儒家经书,藏在了孔子故宅的墙壁中。

这里我忍不住多说几句。现在有人居然把秦吹捧成华夏文明正道,真是匪夷所思啊。

把一个毁灭文明,大搞愚民政策的野蛮政权,吹捧成华夏文明正道,是无知?还是无耻?这是历朝历代那些专制君王都不好意思干的事,他们都知道以秦始皇为反面教材。只有极少数残暴的君主,才会对嬴政惺惺相惜。

关于孔鲋与秦,还有两件事更是足以垂范后世,名垂千古。

第一件、拒绝秦始皇的征召

根据《孔氏祖庭广记》的说法是,秦始皇曾对孔鲋”召为鲁国文通君,拜为少傅”。但孔鲋认为秦不过是依靠暴力把六国之天下,变为一人之天下,不合周制,更非仁政,所以拒绝前往。他的弟子叔孙通,就是后来投奔刘邦的那个儒生,担心老师惹祸上身,劝他前去。

孔鲋说“秦非吾友”,并告诉叔孙通:“子之材能见时变”, “子之学可矣,盍仕乎?”。意思就是说,你的才能是善于因时而变,你的学问也可以去出仕做官了,你去吧。所以最后是叔孙通去了秦廷做了博士。

孔鲋虽然砥砺清节,不愿意与秦同流合污,但他不是书呆子。他发现弟子通权达变,适合出仕,遂有了劝告他的一席谈。

 
第二件、义无反顾,投身反秦义军

关于孔鲋,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明确记载道: “以秦焚其业,积怨发愤于陈王”。 “为陈王涉博士,死于陈下。”

啥意思呢?就是说孔鲋因为秦毁灭先秦文明、儒家文化,所以非常痛恨这样残暴无道的统治,于是就参加了陈胜的起义军,做了陈胜的博士,最后战死。

孔鲋参加起义军时,不是一个人,而是带领鲁地诸儒,“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”。以孔鲋为首的这些儒生,是以此举向全天下昭示,儒门与秦朝势不两立,客观上极大地支持了起义军,彰显了起义的合法性,产生了非常大的道义感召力。这也是陈胜吴广起义虽然非常短暂,但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,很快反抗暴秦的起义军就席卷全国。秦,二世而亡。

藏在墙壁里的先秦书籍,孔鲋到死也没有把它们取出,但”竹简不随秦火冷”,这些经典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重见天日。

孔鲋的故事讲完了。

由于我们的历史既久远,又复杂,所以,无论是对儒家,还是孔门,不能简单地否定,或者一味地认同。

儒家实际上一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非常可贵的传统,那就是从道不从君!他们一直希望儒家的道统对君王们的治统,形成一定的约束。但儒家这个理想,从未真正实现过。

如果用“从道不从君”这个传统来衡量,儒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:
一类可以称为坚持理想派。就是自始至终,他们都坚持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仁政理想,在现实权力面前绝不妥协。以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孔鲋等人为代表。

孔子就不用多说了,当初陈蔡之厄时,子贡曾劝他修改自己的理想以迎合君王,遭到了他的批评。他老人家那句名言:道不行,吾将乘桴浮于海。就是说要坚守理想和道义。

孟子呢?他见梁惠王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,“王!何必曰利?亦有仁义而已矣”。这句话真是掷地有声!

再说荀子,“从道不从君”这句话就是他说的。荀子不仅这样说,也是这样做的。他听说商鞅变法后秦国强大起来了,曾跑去秦国实地考察。如果真的符合儒家理想,他就留下来。考察的结果是发现秦国从君王到官吏,都是一味迷信暴力,百姓苦不堪言,且社会风气非常功利,不知廉耻。所以他就离开了。

孔鲋就更典型了,发现秦政残暴,不仅拒绝合作,还直接起来反抗它。

坚持理想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,坚持理想,批判现实,讲气节,有骨气。相当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,简称公知。

但儒家还有另一类人,可以称为妥协派。这派以董仲舒为典型。

千万别一看到妥协二字,就开始骂软骨头,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

秦以后,儒生和皇权双方都在反思,都在吸取教训,都在作调整。

儒生们一看,大一统之下,如果你再一味强硬地与手里握有刀把子的皇帝对着干,那可不行,因为只要你敢说,皇帝就敢杀,就敢埋,就敢灭你全家,反正你连跑的地方都没有。

董仲舒一看,我们儒家如果再这样坚持下去,岂不是就完蛋了?那还怎么影响世道人心呢?

于是他开始了一场与虎谋皮的改革,其实就是以妥协,换取了皇帝的支持。

而皇帝们呢?虽然觉得秦制这个东西非常好,天下都是俺的,但不可一世的秦,竟然二世而亡,这可把他们吓得够呛。他们也觉得,这样动不动就杀人,坑儒,好像不对。关键是你要活埋多少才能封住儒生的口呢?更巧妙的做法,应该是让这些儒生的口为我所用,岂不更好?所以从汉代开始,历朝历代都沿袭了秦制,但在文化策略上吸取了秦的教训。

于是,儒家与权力开始了媾和,这就是所谓的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自此,儒家与皇权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。

但是,请注意,仅仅是缓和。
为啥呢?
因为儒家与秦制是从根本上对立的。

为啥儒家与秦制是根本对立的呢?

因为儒家的理想社会,对应的不是法家设计并打造出来的秦制,而是周制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。所以,儒家与皇权不可能完全达成和解,这是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的。

按照清华大学秦晖先生的观点,两千年来,实际上是儒表法里。儒家与皇权貌合神离,皇权表面举着儒家的旗号,背地里其实全是法家的法术势那一套统治术。

由于儒家与现实政治之间这样一种与生俱来的张力,导致儒家变得非常复杂,有始终坚守儒家理想和信念的,有开始法家化的,也有反法之儒,有忽而儒家忽而法家的,有软骨头,也有硬骨头。

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,一些儒生一边妥协着为秦制下的专制君王服务,一边又忍不住批判这完全不合儒家理想的现实,甚至直接骂皇帝。

两千多年专制下,儒家活得简直是精神分裂!

所以那些动不动就骂儒家的朋友请注意,你骂的有可能只是儒家里面的一些软骨头,这当然可以骂,但也有可能,你骂的一些现象,其实是法家思想导致的,儒家只是背锅侠而已。这个有时间再专门讲。

历史太过复杂,思想太过庞杂,对于传统,我比较认同易中天先生的一个观点,最好是抽象地继承,不要陷在那些太过具体的历史场景,具体的某种观点里,扯不清。

那对于儒家,应该怎样抽象继承呢?主要继承啥呢?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。我个人觉得,儒家“从道不从君”这个非常可贵的传统,就是值得我们继承的!

现在当然没有“君”了,但现实政治,世俗权力是永远存在的。所以,抛开那些具体的历史语境,“从道不从君”的思想和精神,其实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秉承的道义和立场。

胡适先生有一首诗非常好——《老鸦》。不是说他这首诗的诗艺好,而是他将知识分子那种不顾流俗、独立反抗的精神,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植入到乌鸦这个意象里。这和儒家“从道不从君”的传统,是一脉相承的,也是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象征。

现在的问题是,喜鹊太多,鹦鹉太多,马屁精太多,做国师梦的人太多!

而乌鸦太少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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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燕飞,一个试图从迷雾中寻找真相的年轻人。